终有一天，我们发现性别不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，我们自小从教科书上得来的经验也全部破产：男子不再经由外挂体、喉结和胡须来获得一致的规定性，女子也不再经由阴道、乳房和平滑的肌肤来获得性别认证。这对追求多样性的人文知识分子来说也许是个噩耗，但对“只准生育一胎”的计划生育夫妇来说，却绝对是个喜讯，他们不再有“生儿，还是生女”的困扰。尽管短期内人类还不可能进化为一个性别，但通过分工的消失和审美上的强化，中性人的出现是完全可以预期的。

　　这一切得益于“性”的重新发现。在漫长的前现代时期，人们大致持有这样的观念：性是亘古不变的一种生物本能，它本身并不构成一个问题，所以几无探究的必要——即使探究，也应完全纳入医学企图之中。基于此，围绕性发展起来的是一整套技术：作为一种生物本能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如何助长它，或者压抑它。这使得性话语在权力界面上的投影无比单纯：纵欲/禁欲。进而，我们取得了对古典历史的基本印象：纵欲时代与禁欲时代交替出现。同时，我们获得了对古典时代的道德判断：荒淫的或者节制的，颓废的或者进取的。

　　但现在，这一切都终结了。因为性这个传统的医学重地，被社会建构主义者、本质虚无主义者、阶级论者联合起来攻占了：性不再存在一种神秘的、有待发现的本质，不再是一种自在之物，而是一种可以被建构的话语，以及由话语指导的实践。一句话，性不是被“发现”出来的，而是被“发明”出来的。

　　性彻底被社会化了。

　　这使得性别的生物规定性一夜之间崩溃了。各种激进运动的鼓噪者和女权分子、疑似女权分子联合起来发明了一个真理：性别不是先天的，而是后天的。在男女平权成为普世思想时，这个真理获得了各民主国家和标榜民主的国家政府的庇护，从而使它在政治上永远正确——任何妄图质疑它的人都被视为性别歧视的罪犯。

　　首先受到指责的是教育。它的罪名是，在一个女孩长大的过程中，不断要求她蹲着撒尿、留长发、细声细气说话、保持坐姿不能两腿张开朝向客人、热爱小动物以暗示她对小孩必须怀有耐心和感情、整洁、从不厌恶炊具、喜欢床而不是书房、不能对兵器发生热情、在诸如“强大/弱小”“进攻/防守”“攫取/给予”等一系列对立范畴中自觉对后者抱有认同……